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概念最初为“乡村包围城市”，是反对这条道路的人从否定意义上提出来的。1928年6月24日，在党的六大讨论政治报告时，与会代表、原浙江省委书记夏曦在发言中指出：“过去党取乡村包围中心，我认为是不对的，暴动应以城市为中心。”“党的政策带有农民意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比如乡村包围城市，希望以农民力量攻取城市，即就是要发动城市斗争，也是以农民暴动为立足点。”1928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就湖北省委上报的秋收暴动总计划致信湖北省委，明确指出：“你们总计划中在斗争的布置上用乡村包围城市的企图（如以监利沔阳石首等县包围沙市，以秭归宜都长阳枝江等县包围宜昌，以及各区向武汉发展），这种倾向，是极危险的，在客观上不啻暗示一般同志轻视或放弃城市工作，省委应当很严重的注意各大城市工作，同时严格纠正这种危险的倾向。”这一文件是党中央的文件，在党内影响很大。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并在检讨过去工作时指出，省委不但“没有坚决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方面”，“还拘泥于武装发动的观念，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忘记了城市领导作用”“认为可以由乡村包围城市。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把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看作没有，而反是乡村可以领导城市了。这一倾向须立即纠正，不然，便是政治上严重的错误”。由此可见，“乡村包围城市”是作为反对“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思想被批判的。
在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形成时期，“乡村包围城市”思想进一步从“农民意识”升级为“右倾错误”“幻想”“绝对错误的观念”，被认为是“党的主要危险”，党的文件对此进行了批判。1930年4月1日出版的党内刊物《党的生活》第6期发表的文章《地方暴动与右倾观念》提道：“对组织地方暴动的中心策略之了解与运用上的右倾，更是目前党的主要危险。”“甚至朱毛和鄂西红军还不十分了解红军集中进攻的策略，还多少存留着过去躲避和分散的观念，”“更有些地方（如鄂西）用乡村包围城市的办法，不积极发动城市工作，企图把乡村割据起来，然后用军事力量拼命进攻冒险取得城市，这是忽视城市工作的重要，农民意识的表现，也是妨碍地方暴动的右倾错误。”1930年5月24日出版的《红旗》以复信形式，批评周子敬（据有人考证为何孟雄）来信提出的革命势力应首先占据广大农村，然后联合起来包围、封锁、进攻城市的意见。复信写道：“来信的根本出发点是说现在城市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落后，这一点在原则上已经不正确了。”“以为农民斗争或红军发展可以离开城市工人的斗争，这一分析又是错误的。”“更错误的是以为不要城市工人而用农村包围城市可以取得胜利，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不通的。假使没有城市做领导，则任何乡村都是不能‘联合起来’的。并且，没有城市工人的激烈斗争，则一切‘包围城市’的计划完全是空谈。”这些文章直接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朱德等战斗在革命斗争一线的红军和地方领导人，是十分罕见的。1930年4月5日，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90期发表文章《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由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署名，批判“乡村包围城市”，更为罕见。李立三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尤其是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批判了“乡村包围城市”：“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然而，遭到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批人猛烈批判的“乡村包围城市”思想，在他们批判之前，党内并未有人提出过。但由于这一批判，使得“乡村包围城市”问题引起人们更深入的思考，并开始用“农村包围城市”来概括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找到的独特革命道路。
那么，作为正面、肯定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概念，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5日所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1月25日所撰《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标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不仅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而且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能够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和发展，除客观原因外，还有五个重要条件，一是有很好的群众，二是有很好的党，三是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是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五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以井冈山斗争的历史经验，包括执行硬性命令攻打城市导致失败的经验为根据，证明只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才能确保边界红旗始终不倒。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这两篇著作确立“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0年1月5日发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通过对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及由此带来的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系统分析，深刻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里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即后来我们党“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初表述。
然而，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文献包括毛泽东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作为正面、肯定意义上的“农村包围城市”概念。这一重大的概念，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历史经验，研究抗日战争战略策略，思考和回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对于中国革命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问题进行了重要思考。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这就从规律上解释了为什么毛泽东要将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为什么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在反革命势力较薄弱的边界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特殊性，指出中国革命走的是“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独特革命道路。他指出：“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再加上中国是大国，失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今天的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因此，中国可以在乡村长期坚持斗争，包围城市，孤立城市，最后将敌人从城市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毛泽东强调，“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就是在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时，“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第一次用“道路”来定义“农村包围城市”。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做了深刻系统的论述：“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这不仅是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最全面的论述，且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历史上指责“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是所谓“农民意识”“右倾观念”“狭隘游击战略”“幻想”等错误观点，非常有说服力。
为了对这些重大历史经验和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的总结，党中央于1941年到1944年间，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段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并于1942年开展延安整风。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45年4月20日召开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第二次“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诬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这一重要结论是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正面、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农村包围城市”概念。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做口头报告中深化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的争论加以总结，而且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全党工作重点将转到城市做了思想理论准备。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