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仅存续了短短十二年。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这是一段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但在这紧凑的十二年中，共和国一方面受到持续不稳定的政治局势的动摇，另一方面努力促成了德国现代化的开端，虽然这一进程甫一开始又被迫中断。在译林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一书中，作者汉斯·蒙森成功地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呈现了从德意志帝国末期到第三帝国初期的政治和社会事件。

汉斯·蒙森（1930—20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主要研究现当代德国和欧洲的历史。曾在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海德堡大学、鲁尔大学任教，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路撒冷大学任客座教授。柏林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作品有《魏玛共和国的兴亡：1918—1933》《20世纪德国史》《现代性的神话》等。其中，《魏玛共和国的兴亡》讲述了从1918年到1933年，德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面对内忧外患，各自挣扎求存的历史。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现代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它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阴影之中，其缔造者试图从旧世界的秩序中为德意志民族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德国革命创造了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却未能给国家注入民主的精神。精英阶层不断追念过去，各派政党一味妥协，经济遭受重大挫折，民粹主义日益增长，使这个年轻的国家难以为继——这为纳粹党的崛起和共和国的覆灭铺平了道路。

那么，在魏玛共和国之前的一战尾声之际，德国有怎样的历史呢？其内部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动荡呢？对此，本书第一章便作了论述：“随着战争的进行，认为社会矛盾和政治分歧可以简单搁置的幻想消失了。所谓的‘城堡和平’在实际中仅仅意味着帝国议会最初只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召开，通常是为了批准待定的战争信贷。此外，人们在补选中放下了党派竞争，而且各政党在公开场合都尽量保持低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各种协会联盟与自封的民意代表展开了激烈的关于战争目的的讨论。这些讨论无视了当时同盟军有限的军事资源，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由于禁止公开讨论，即使到了1916年秋天，当人们意识到所期待的‘胜利的和平’已经愈行愈远的时候，这些被记录在无数战争目标备忘录中的、带有极端帝国主义色彩的欲望也始终无法被动摇。对民族团结的热切呼吁并没能掩盖国家内部裂痕很长时间，而为战争打开了方便之门的威廉王朝制度也逐渐无力掩盖其长期存在的统治危机。由于当时的宪法不能确保军事力量处于统一的领导之下，因此军队势力逐渐将原本掌握政治实权的帝国官员们推离了权力中心—无论是在高层决策层面还是在地方执行层面，这也使得威廉王朝的统治危机越发严重。自《每日电讯报》丑闻事件后，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名存实亡，帝国权力中心实际上处于真空期，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这样的权力真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是灾难性的。基本的军事决策依然要由皇帝亲自下达，而皇帝本人却因为被排挤在帝国实权之外而无法获得必要的政治视野。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促成了法金汉的倒台，并将最高陆军指挥部移交给保罗·冯·兴登堡和他天赋极高但野心勃勃的第一军需官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一事实反映了帝国领导层在国内贯彻政治意图的能力严重不足。”

在作者看来，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第三帝国史的前奏。魏玛共和国时期针对社会政治和制度作出的许多决策仍然对我们的当下产生着影响。联邦德国经历经济奇迹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在“波恩不是魏玛”的口号下强调德意志第二共和国与其前身魏玛共和国的差异性。然而，在经济增长相对停滞的时期，人们又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具体问题有了更多的理解。尽管联邦德国时期的经济水平比魏玛时代高出好几倍，但这种理解首先建立在经济危机情况的可比性之上。“因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介绍就必然要努力描绘共和国的经济因素和财政问题与政治——议会进程之间密切交织的关系，同时要直观地呈现出不同政策领域的融合，特别是内部和外部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知道，为魏玛时代赢得‘黄金20年代’美誉的艺术和文化领域相应地只得到了简要的叙述，其原因在于，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政治事件并不同步。只在某些关键节点，如恶性通货膨胀阶段两者才会有重合。”

与史学家经常选择的一方面将宪法、政党、联盟、地方政治和议会外运动，另一方面将艺术和文化、教育和学校、住房和保健、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家庭政策和性别关系等主题在各自的章节中分开处理的方法不同，本书试着在政治史优先的条件下将上述主题融入叙述。同时，本书的重点在于，在与决定性的经济、行政、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描写行动者的政治行为，并尽可能让读者能够理解在多元的先决条件中变得纷繁芜杂的政治过程。比如德国内部对一战停战的角力：“新任命的宰相正确地认识到，对德国停战请求的外交准备不足将导致不利的后果，他要求最高陆军指挥部适当推迟停战谈判，但未获成功。他也没有成功地说服最高陆军指挥部，没有让其认识到军事形势需要立即启动停战谈判。因此，德国的停战请求在1918年10月3日至4日夜里被送到了威尔逊那里。一般认为，这份停战请求代表了德国对战败的承认，它的出现在德国民众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尽管外交形势恶化，但由于新闻报道的美化和审查，也由于最高陆军指挥部和德意志祖国党的宣传活动，国内许多人仍坚定地对德国获胜抱有希望。公众舆论无法获得支持，德国社会陷入了瘫痪和苦闷的泥沼。而这一切都推动了那些主张迅速实现和平的力量。鲁登道夫曾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停战，但他没有意识到，一旦德国主动停战，即使敌人之后提出的条件再无法忍受，德国也没有回到战争状态的退路了。他一厢情愿地坚信，只要把德国军队撤到莱茵河一线之后，就可以重整旗鼓再次投入战争。对东部领土的经济开发是为了必要的资源。在没有可靠依据的情况下，有人散布消息称协约国将在春季以更有利的条件实现和平。收到威尔逊的答复后，最高陆军指挥部意识到其仓促行为的后果，试图用军队在失去祖国的支持后有可能会崩溃的理由来掩盖其责任。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拒绝瓦尔特·拉特瑙提出的集体起义方案，因为他们认为实施起义缺乏必要的内部前提条件，只会导致军队受到革命力量的污染。无论是最高陆军指挥部还是其他对此负责的政治力量，都没有预见到要求停战对自己部队的战斗士气会造成巨大影响。”

“1914年8月1日，德意志帝国向沙皇俄国宣战，战火的硝烟很快席卷整个欧洲，酝酿已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在宣战的那一天，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这场战争会以威廉二世的退位和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收场。”这一段摘自本书的话，很像一句谶语！事实上，熟悉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人会注意到，本书在许多方面基于独立的解释，并超越了目前研究的现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在这一领域中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著作，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努力尝试着叙述魏玛共和国的兴衰史。”总之，本书为我们详细梳理着那段历史之中所有发生的历史，带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或许读完本书后，你可以得出结论：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没有任何一股政治势力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