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添新丁,本是一家人的幸福时刻,可是,上海的顾先生却在这时碰到了一件烦心事。原来,在他正忙于照顾妻子和孩子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是一家儿童摄影机构的工作人员,向他推销婴儿百天照上门拍摄套餐。可是,顾先生和妻子从未和这家儿童摄影机构发生过任何联系,对方怎么会知道他妻子的姓名、电话、孩子的出生时间等等这些精准详细信息的呢?
从未接触过的儿童摄影机构
对自家“了如指掌”
虽然在电话里拒绝了对方的推销,但是顾先生思来想去,孩子刚刚出生没几天,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这家摄影机构,可对方却找到自己,而且对自己家的事似乎了如指掌,这让顾先生感到非常不踏实,于是,顾先生立即报了警。
警方立即对电话里的这家儿童摄影机构进行了调查,很快就锁定了这家机构的法人邹某某。令人震惊的是,警方发现,邹某某的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新生儿母亲姓名、电话、分娩时的医院,新生儿出生日期等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他从一个月嫂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王某某手中购买的。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陈柳眉:我们从邹某某处扣押的硬盘和电脑中获取到一些公民个人信息,王某某本人涉及的信息条数一共是3.9万余条。
近4万条私密信息涉十几家医院
从何而来?
那么,王某某又是怎样拿到这些私密信息的呢?原来,王某某是这家月嫂服务机构常驻一家医院产科的文员,但是,办案人员注意到,在她向邹某某提供的近4万条母婴信息中,涉及上海大大小小的十几家医院,这些信息又是谁提供的呢?
随着案件的侦办,这家月嫂服务机构的刘某某进入了办案人员的视线。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陈柳眉:王某某在总公司的一个同事文员叫刘某某,他可以获取到月嫂公司,尤其是从一些大型妇产科医院获取母婴信息。

原来,王某某在了解到邹某某想购买母婴信息后,向邹某某出售了自己掌握的母婴信息,之后又拉拢月嫂服务总公司的文员刘某某参与其中。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陈柳眉:他(刘某某)可以收集到各个医院汇总上来的一些母婴信息,他把这些信息编辑成一个Excel工作表,电脑登录微信发送给王某某,王某某就立刻发送给邹某某。
起初8元一条
信息交易量增大价格下调

经过核实,最初,邹某某向王某某购买的信息是8元一条,在交易的信息量增大后,每条信息的价格调整为5元。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王某某先后向邹某某出售母婴信息3.9万余条,非法获利合计人民币31万余元,其中约有16万元支付给了刘某某。面对审讯,他们都认为自己只是单线传播,没有造成扩散性的影响。

邹某某在获得这些母婴信息后,和一家话务公司签订合同,把信息发送给这家话务公司,由话务公司向新生儿母亲拨打推销电话,这些个人信息就这样被层层转卖。
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追究刑事责任
在案件的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认为,王某某、刘某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收集到的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出售信息条数、违法所得金额超过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标准10倍以上,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2024年10月28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提起公诉。除要求追究2人的刑事责任外,检察机关认为,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近4万条新生儿母亲、新生儿信息被泄露、被出售,时间跨度长,个人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民个人维权成本高、难度大,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2025年1月23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六万元;判处被告人刘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七万元;判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王某某赔偿十五万元,刘某某赔偿十六万元。邹某某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再次退回补充侦查的必要,检察机关于2024年10月29日对邹某某作出存疑不起诉决定。
同时,静安区检察院认为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故于2024年11月13日提出检察意见,建议公安机关依法对邹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于2024年12月26日依法作出给予邹某某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还发现,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售卖出去,和他们工作的月嫂服务机构管理存在漏洞,有相当大的关系。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徐衍:它没有形成一个公民个人信息管理方面的严格工作机制,具体表现在对于个人信息的查询、管理的权限,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要求。

这家月嫂服务公司在上海十几家医院的产科派驻了月嫂,之所以每天汇总新生儿信息,主要是用于掌握营业额、用于对账、售后服务等工作业务用途。公司的文员轻易地非法出售近4万条母婴信息,作为月嫂公司,显然没有做到个人信息管理者应尽的义务。

为切实防范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从源头上加强母婴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机关向这家月嫂服务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从严格规范和合理确定相关个人信息处理的操作权限、加强技术监管,设置风险预警处置机制、强化员工个人信息安全教育制度等方面出发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